西南空管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开展值班主任培训

以此为基础，人民作为政治存在②通过政治意志确定了自身存在的类型和规范。

四、司法独立在普通法系国家，法院是解释宪法和法律、裁决纠纷的司法机关，是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法治理念的执行者。进而言之，公民角色及其交往行动中的团结就成为现代法律的合法有效性基础。

[10]刘旺洪主编：《法律效益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210页。关于立法的合法有效性，哈贝马斯更看重的是人民作为自我立法者这一个因素。[16]也就是说在没有宗教和自然法的后盾的情况下，只问行动合乎法律与否的强制性法律要获得社会整合力，法律规范的承受者就必须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把自己理解为这些规范的理性创制者。……公民在参与这种结合所要求的立法过程时，不能仅仅以取向成功的法律主体身份。人权是否获得切实的法律保障。

从法理上讲，对法律的终极解释权应该是法官，而不是立法机关，因为，如果由立法机关再来解释法律，就变成了制定法律和适用法律两种权力的合二为一，缺少应有的相互制约。关键词:宪政/评价/标准宪政的构成要素和宪政的价值理念是宪政评价标准的理论基础。从奴隶社会开始，中国即实行权统于一尊的权力分配方式。

194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和民享之民主共和国。[19]（二）宪法文化在中国的批判性重建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种宗法制度下，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相混淆，世俗的政治权力主宰了一切。从这一点来说，儒家实际上还是具有平等精神的。

好多古老民族的文化化为乌有，慢慢地那个民族也就没有了。[12]孙中山如此看待自由，是因为自由对他的民族主义事业已经构成威胁，因此，孙中山认为，争取国家强大的唯一办法就是牺牲个人自由，把个人做成一个像堡垒似的团体。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14]参见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由于等级制度和分配权力基本上是一回事，因此，一个人在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大致决定了他与权力的亲疏远近。以严复、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在于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有议会、宪法。

这主要表现在，近代中国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虽然一方面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财产、人身等方面的些许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和权利却可以被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随时进行剥夺。[11]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6页。[7]这一重构使得西方宪法在传入中国后，其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结构设计被破坏，并异化成国家公权力的一元化模式。持创造性转型理论的主要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其代表人物在近现代有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在当代则有庞朴、杜维明等人。

人民并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从而抹杀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宪法精神。[21]参见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页。

[17]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国家权力的膨胀必将导致公民的自由受到限制和挤压。

例如，唐君毅认为，西方宪政精义中作为现代民主核心的自由权利观念，其实质就是一种人文关爱精神。[4]朱福惠：《宪法至上法治之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中国也开始了由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剧烈社会转型。[16]那么，在中国进行宪政建设该如何面对我们的传统宗法文化？一方面，近代立宪史中所呈现出的权力重构现象表明传统文化实际上在对宪政建设起着阻碍作用，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当仁不让地是当代宪政建设的文化基础。[2]而传统中国则与之相异。

这就意味着，满清可以借助法律的形式来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能被政府随意通过普通法律的形式来予以限制和停止的基本精神。对此，近代中国的立宪史提供了大量而详实的证据。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满清政府派出了以载沣等人为代表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其终极原因就是中国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目标不仅得不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支持，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最大障碍。

它是中国思想者们取舍自由价值和功用的标准尺寸。梁启超认为，国家权力的加强有利于中国形成一个核心力量来统一国家的各种政治资源，以增强国家实力实现中国尽快走向富强。

因此，日本通过采取批判性重建的方式并建立宪政体制的历史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和借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08年满清皇室所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所规定的君主权力与传统封建皇帝的专断权力并无二致。关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中，无论是在对宪法的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宪法文本上，亦或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都得到了大量而充分的印证。满清以为，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是仿行西方宪政的国家，而俄国却仍然奉行封建专制。

近现代中国的立宪史反复证明，作为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产物的儒家文化在整体上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同质，其现实导向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关联的个人主动精神和公民权利、法治意识的培育和生长。这种从一个权力中心发源，由上而下的权力传递，形成权力分配的中国模式。

进入专题： 宪法文化 宗法秩序 。例如，庞朴认为：传统是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并经过选择的。

因为仁的人文关怀精神，支持的不是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而是封建专制体制。此时满清官方开始意识到宪政体制的重要性。

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发育出宪政文化，是因为从古代开始，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中就具有自由、平等精神的文化胚芽。[17]新儒家们承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民主、自由的宪政文化，也承认传统的宗法文化中缺乏民主和自由。所谓内在的创造性转型，其基本内涵是：立足于中国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从中创造性地转化出民主与自由、法治的宪政文化要素。其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根本动力不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体自由，而在于寻求富国强兵和自强图存的良方。

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性。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

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自由主义及主张民主的出版物，封的封，倒的倒，机关被捣毁，人员被殴打，弄得文化衰落，作家贫病，社会混蚀，人心郁结，而请议不闻。

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审问、处罚，得拒绝之。（一）既然传统文化的阻滞影响了近代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实现传统宗法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